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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云三会换帅盼金融独立性能突破2cfwyoer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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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云:“三会”换帅,盼金融独立性能突破


南都漫画邝飚日前,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从披露的数据来看,整个央企的运营情况良好。人民刊发专文,认为央企成绩令人兴奋。遥想1995年全面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之时, 1/3明亏,1/3暗亏 ,对比2003年组建国资委的时候,所有央企的利润合计为2400亿元,今天中石油一家的利润就达1241.8亿元,足可见国企改革颇见成效。亮丽的成绩并没有赢得一片赞誉,倒是议论颇多。在最为快速直接反映舆情的络上,讥讽的声音压倒一片。事实上这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凡是央企有新闻,一定是坏新闻。就像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离任时所抱怨的那样, 国企没搞好,我被人骂,国企搞好了,我还是被人骂, 总之,横竖都是指责。央企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而民众作为国家的主人,对于法律上属于自己的资产并没有任何的热情,而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甚至带有敌对意味的利益团体,这本身就是一种让人忧虑的现象。南都评论 李靖云在美国华尔街被占领,欧洲央行换帅,世界金融市场暗潮涌动时,风传了几个月之久的中国金融管理机构的人事变动终于有了定论,三大监管机构一同换帅。 三会 主席进与退,一时间触发了议论已久的话题。正所谓有人星夜赴任,有人辞官归隐。一切都是 根据国家金融工作的需要 ,在金融体制改革30余年之后,专业银行家逐步成为了中国金融掌舵者。 三会 主席的升迁既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对过去辛苦的犒劳,也是一种既定的升迁。但是对广大股民而言,对于无数挣扎在泥沼中,渴盼金融服务小企业而言,对于许多待机而动的成功企业家而言,并不希望这一人事变动以及未来的规划都是 既定的 ,而是能有所突破的。特别是当前增量改革的资源较为枯竭的时候,突破羁绊更成为各方殷切期待。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能在此方面有所突破的话,肯定是能带动全局。这也是这次三会换帅,各方瞩目的原因所在。 铁腕 的学者型官员如果从履历来看郭树清、项俊波,包括转战银监会的金融老将尚福林,无疑都是符合这种预期的。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改革官员,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经历,但是 改革 是其职业生涯的核心词汇。郭树清最为典型,其个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1985年时年29岁社科院博士研究生郭树清 挤 上了重庆一条游轮 巴山号 ,参加了对于中国当代有重要意义的 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从此开始了他的 改革 生涯。1988年开始到1998年,郭树清一直在国务院体改委任职。此间,他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共事,被称为 整体改革论者 。因为参与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去年11月,郭树清和吴敬琏、周小川一起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1998年出任贵州省副省长,最早开始住房改革试点。2001年担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也正是这个时候,央行的外汇储备体系开始完善,外汇储备急速增加。2005年,建行股改引资的关键时刻,前行长张恩照东窗事发,郭树清临危受命,推动了建行继续朝商业化银行转型。无论是在政策研究机构还是在决策部门,郭树清一直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这一点也能在项俊波和尚福林的履历中发现。如果说 改革 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共同特点的话,学者型官员又是他们个性上的共同特征。全部都有博士学位,都对自己从事的领域有过相关论著。项俊波甚至担任过三年南京审计学院的院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曾临危受命。都在危机时刻,在银行和证券系统担任要职。尚福林在证券系统推动股权分置改革,使得A股成为全流通股,业界普遍认为这是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制度性缺陷。郭树清完成了建行股份化和国际化。项俊波则成功地降低了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逆市而上,完成了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处理危机,应对危局方面,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综合而言,成长于改革时代,拥有专业知识,丰富行业经验,是三人的共同特点,也是各方看好的原因。但是他们三人也都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 铁腕 ,都善于集中行政权力,展开攻坚,善于在短期内见效。比如尚福林在掌管证券市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之时,就曾经放出 开弓没有回头箭 的豪言,他见识过股市跌到千点以下的萧条局面,并不为所动。项俊波在任农行董事长的时候,被誉为 金融铁帅 ,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农行内部评价其非常强势,企业内手腕很硬。也正是这种作风,使他在三年内完成了农行的脱困上市,扭转了农行赔钱银行的形象。这种作风强硬,做官如打仗的特点大概是中国官员身上独有,一般而言,虽然因为金融业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更高,不为人们熟悉。但是在行事特点上,他们与我们所熟悉的一般技术官僚更为相近,而与伯南克、德拉吉、格林斯潘、保尔森等欧美金融家有着较大的差别。这就很难让人相信,按部就班行事的金融官僚能有突破性的创举,如果有,那可能是仇和式改革。对于高度技术性,程序化的金融业而言,这样的改革绝非福音。金融体系造成金融官僚化如果说中国的金融官员是学者型官员的话,那么伯南克、德拉吉完全就是学者。伯南克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尤其以对大萧条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德拉吉则是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世行的执行行长,高盛副总裁,也属于名头响亮的经济学人。对伯南克、保尔森等人而言,官员身份是依存于金融家身份的,金融家是其根本职业。而郭树清、项俊波以及尚福林则相反,其金融家身份依附于官员身份。对其而言,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企业经历都是为其职务身份服务的。事实上,中国改革的初始目的就在于政治需求,一切改革都要服从于经济大局。金融业并没有独立性,扮演着政府出纳的角色,金融改革也都是以政治需要而展开。1997年开始银行清理剥离坏账,开始了大规模金融改革,到2003年确立一行三会的管理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上市。这样的大动作,6年内完成,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从危机开始到2011年10月达成的化解主权债务危机的广泛协议,欧洲足足花了3年时间。迟缓的反应,导致了目前欧债危机扩大化,但这也说明金融改革的复杂与艰难。之所以中国金融能有如此高效改革,原因就在于将金融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一般而言,坏账的剥离,企业的上市,都是一个复杂的谈判博弈过程。但是在中国这其实是一个行政决策过程,财政部如何发国债填补银行的坏账损失,银行如何剥离不良资产,这些全部都在一个体系内运作,丝毫没有按照经济标准核算并讨价还价。参与者更多地是一个行政人员,而非是一个金融家。而无论是郭树清还是尚福林、项俊波参与其中,留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干练敏达,雷厉风行。这是典型的对行政官员的描述,而非是对于金融家的描述。金融业自身对经济的统领作用,本身又有较大的开放程度,专业性较强,这都使得金融监管机构有着更强的独立性。其管理者身上也颇多个性色彩,比如伯南克的坚定到顽固,格林斯潘的睿智到狡诈,都充分体现了其个性特点,也充分说明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堪称全球最强,既有美国的货币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体系,也有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但是不同于欧美金融官员身上的个人色彩,中国的金融官员更多的是一般官员的特点,并没有体现出金融专家和银行家的特征。这其实与中国不独立的金融体系是相适应的。金融 突破 需更强独立性就个人能力、个人经验而言,三会新掌门无疑都具备人们所普遍希望的 突破 改革能力,而且也具备这个时机。中国的银行已经从技术破产的危局走上了全球利润第一的宝座,中国的证券市场股票总额已经突破25万亿,规模已经逼近美国证券市场。但是唯一的问题在于金融管理不仅没有继续集中,独立性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下降。央行货币委员会依旧是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央行实际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而地方政府不断推出的地方金融中心建设计划,也在无形中不断侵蚀银监会本身的权力。2003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维护金融稳定,实际上也就是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但是,今年央行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四大基本任务,包括稳定物价,调整信贷结构,防控金融风险,已经远远超《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根据行政的需要,不断改变央行的主要工作内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央行的实际权责在缩小,其自身政策的独立性并没有提升。以饱受各方非议的货币紧缩方式为例,央行不断地提高准备金率,使用数量管理方式。未必是因为央行官员排斥市场化手段,更多还是因为央行担负了太多宏观调控任务,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仍然是高于一切的工作重点。同样,证监会迟迟不能推出退市措施,不能有效培养机构投资人,培育价值投资环境。根本还是因为企业上市对于政府而言,有指标考核意义,也有短期内增加G D P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金融而言,一次人事变动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实际上当代中国金融都是伴随着改革形成的,其从业者最具有改革意识和专业素养。可以说中国金融并不缺乏能突破窠臼,大胆创新的领军人物,但是让他们作为一个金融家、银行家去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充分,金融行业本身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此番 三会 换帅之时,恰逢中国金融亟须进一步国际化、市场化的关键时刻,更应该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尊重金融业的独立性,让新的掌门从政府的出纳、会计、办事员的角色解放出来,真正像一个金融家一样去建筑中国金融的百年基业,这其实是中国金融能有所 突破 的基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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