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票同权 同命同价 同工同酬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多部“同权”法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城乡居民在交通等事故中的“同命同价”和在人大选举中的“同票同权”。同时，人保部正在研究制定“同工同酬”的相关法规。 “同票同权”是*治权利的平等，“同命同价”是生命价值的平等，“同工同酬”是经济权利的平等，当这三项权利的平等不约而同在法律文本中集结时，“平等”从理想状态向实际状态又前进了一步。我们相信，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条款，将为事实上的平等扫除一大障碍，而吾国吾民在权利上的完全平等，更多地仰赖于公权机关的权力输送和权力呵护。以下诸稿，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势，记录这一进步。 以“同权”的名义向一切“不同”说不 三个“同”字赋予了同一庇护下的人平等的尊严和权利。而以往，这些本应该相同的权利和尊严，因各种“国情”理由而长期处于不同。 “国情”是事实，而依据“国情”做出“同票不同权”也有合理性。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各级人大会议里农民代表相比官员代表、企业代表人数最少，声音最弱；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里，庞大的农民群体分享的蛋糕最小，以至于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央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回馈“三农”。随“同票不同权”而来的，是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二元化对立，由此出现“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酬”现象。 权利的不平等，导致利益的不平等。这是农民群体无论是在农村支援城市的历史时期，还是在农民进城的当下，都处于弱势、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根本原因。现在，人大审议几个“同权”法案，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就在于以往的这些权利“不同”现象不仅有悖平等的民主概念，也导致了目前*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比如，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导致发展缺少后劲；农民、农村、农业，再加上农民工，“四农”问题已经埋下发展隐患；市场经济下“同工不同酬”悖论，等等。可以说，不解决“不同”，就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王攀 “同权”法案:重新发现和敬畏宪法的价值 “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同工同酬”，正成为近日新闻媒体上闪耀的关键词。无论这些“同”字打头的美好短语，一旦深植于现实，显得多么可望而不可即，我们总要承认，它们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和值得期许的方向。 我们试图在选举权、生命的价值以及劳动的价值等层面，剥离“身份”的厚重裹挟，将自然意义上的“人”或者*治意义上的“公民”，及其所蕴涵的那些核心的不能被遮蔽也不能被褫夺的尊严和权利，斩钉截铁地张扬出来。这种张扬，与其说是一种进步，其实毋宁说是一种纠偏。因为，在自然法的意义上，没有任何道理 “同票不同权”，“同命不同价”或者“同工不同酬”。而我们之所以长期容忍这样的不公，普遍的解释是“深刻的社会背景”使然，带着一种历史的况味。 如果我们愿意抱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似乎我们也只能尊重历史演进的崎岖逻辑。而今，经过九曲十八弯的沿革，“同权”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更是一项庄严的道德义务。回到承诺的原点，便是要回归宪法，回归“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重新发现和敬畏其价值。 全国人大的“平权”法案，固然代表了一种难得的进步，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如何能从宪法本身出发捍卫宪法的尊严，立法部门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张若渔 多部“同权法案”加快城乡一体化 为什么“同权法案”这么多的集中在一起？恐怕说明了我们城乡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平等。同样是交通事故，可能就是因为城乡户口的不同，在赔偿上相差很大。选举上，实行的是城乡按不同的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造成了农民 “1/4选举权”。“同工同酬”看起来和农民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同工同酬”都发生在农民身上，如很多没有编制的临时工都是从农村来的。因此，“同工同酬”保护的也有农村里的人的权利。 现在国家已经提出了“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如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当然不是把农民都转移到城市来，也不仅仅是把农村的经济发展起来，很重要的是要保护农民的权利，使农村和城市的人在权利上平等。正因为权利的不平等，所以在很多方面，农村里的人和城里人有很大的差距。当这些差距累加起来发挥影响的时候，也会拉大城乡其他差距。 “同权法案”这么多的集中在一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期待更多的“二元”法律能修改，从而使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肖华 捍卫平等需法律护航，更需制度善后 巴尔扎克说:“平等或许是一种权利，但却没有任何力量使它变为现实。” “同工同酬”首次作为立法内容，如果没有相关部门在落实上下的工夫，结果只能让人一声叹息。“同命同价”亦让人忧虑，其一，“因交通事故、矿山事故等侵权行为造成死亡人数较多的，可以不考虑年龄、收入状况等因素，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可以”两字，可见不够坚决，给那些一向崇尚“下有对策者”预留了变通的伏笔；其二，“同命不同价”的背后是城乡二元体制，这一体制不改变，真正的“同命同价”就绝难真正、全面实现。再以“同票同权”为例，诚然这是一种进步，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城乡实现同比例选举，并不意味着农民代表就会随之增加。农民代表若无法同比增加，其话语权就难以真正保障。 当然，谁也不能否定“三同”的现实价值，谁也不能抹杀相关部门推动公民进步的善意和努力，但是，再进步的法律建设，再完美的制度设计，如果缺乏配套的监督机制和惩处机制，就永远形同虚文，如被拔了牙的老虎。 事实一再证明，我们并不缺少法律制度，缺少的是落实的能力；我们也不缺少捍卫公民权利的意愿，缺少的是公民无法真正捍卫自身权益的力量。 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