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沉尸葬母，一个穷人与守法的距离
作者:刘洪波，资深媒体人一个人，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他们与国家的距离是相等的吗？ 想到这个问题时，我会想到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差异。一个古代国家与一个现代国家，国民与国家的距离具有显著的区别。当代世界，并非所有国家都处在现代形态（也许换一种说法，可以说当代世界各国有各种特色样式的现代形态），因此，人们与国家的距离也是大不一样的。 但我想，问题可以缩小到国家之内。在一个国家里面，不同的人是否与国家等距离？不同的行为与国家是否等距离？ 我看到《海峡都市报》11月29日令人震惊的报道，“老母猝死贫困儿无钱安葬，含泪沉尸河中”。这个标题中的“贫困儿”概念，使我以为无钱葬母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但内容告诉我，这是一名28岁的工人，从安徽到福建南安打工。28岁的青壮男子，靠劳动谋生，会连安葬母亲的费用都拿不出来？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谎言，人们心灵也许能够稍稍得到安慰。但这却是事实，这名工人一个月可以获得大概400元至500元的收入。人的遗体需要火化，这是合法的处理。火化一遗体的费用至少需要1000元，他至少需要两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够使母亲的遗体得到“合法”处理。于是他将母亲的遗体“水葬”了，用编织袋和石头沉入河中。 这个28岁的青年，不是一个懒汉，却是一个事实上的“不孝子”。不孝并非他的意愿，却成了他未能逃脱的定数。他不是人间悲剧的制造者，但人间悲剧假手于他呈现出来。他的劳动是如此廉价，廉价到无力安葬母亲。守法是需要代价的，对于他来讲，就是出1000元钱去火化母亲的遗体。而这名劳动者出不起这个“守法钱”。 出不起“守法钱”的这名青年，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刑事拘留。他涉嫌侮辱尸体。尸体要得到有尊严的处置，法律是如此人道。公安机关迅速出动，追究了一起侮辱尸体的罪行，执法是如此果决。这是惩处一个涉嫌犯罪的行为，但事实上惩处的是一个人守法的能力。守法的最低成本是1000元，于是一个没有能力出1000元的人被惩处了，这个出不起1000元的人并不是游手好闲之辈，而是一个工人，他挥汗如雨，他泪下如珠。 这名涉嫌辱尸的工人，这个背负不孝的儿子，当他将母亲沉尸河中以后迅速被刑事拘留，由此体验国家与他的距离其实是多么临近。一个人可能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但国家却就在他身边，甚至他就在国家的身体里，所以他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国家会告诉他什么叫违法必究。 除了迅速刑拘，国家是否以其他形式显示了自己与这名贫困工人的临近关系呢？当他已经成为“不孝之子”并被刑拘之后，南安市一名原民*部门负责人说，其实南安办理丧葬手续，费用不会很贵，最低1000多元即可办理火化。泉州市民*局副局长杜朴生表示，泉州各级民*部门虽没有设置专项基金用来补贴贫困百姓的丧葬费用，但若有困难的家庭，并能提供一定贫困证明(如低保户等)，无论本地外地，都可以向民*部门提出申请。 从民*官员的说法，可以看到国家还是为贫困的人们不至变成不孝之子提供了门径的。不过，站在那个外地打工青年的角度来看，他怎样来衡量这一段“温馨的距离”呢。火化需要1000元，这个不贵的费用他是知道的，只是拿不出。虽然一次有尊严的安葬并不只是“依法火化”，但哪怕只是“依法”一下，都是他不可承担的费用。向民*部门提出申请，没有专项基金；提供低保户等证明，他并不是低保户。这个温暖的距离，他走得到头吗？事实上他走不到头，心理上他根本不会开始去走，他会认为他的困难应当向国家提出吗？ 一个无钱葬母的悲剧，发生在一个苦力身上。执法部门护卫了国法神圣，民*部门说出了一条温暖却无法行走的道路。一个人与国家的距离就此被丈量出来，面临困难时与在触犯规条时，温暖与冷峻，扶助与惩罚，国家有时很远，有时很近。有时它呼叫不灵，有时它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