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1日“双节”之际，陕北民歌《三十里铺》中“四妹子”的原型王凤英去世了，享年94岁。
王凤英咀嚼《三十里铺》
林荫
“提起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这首享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民歌，把这块土地上的一段已远去的故事凝结成永恒，让白云托着让白云托着，让清风带着传播到永远、永远。
“风从高原吹过，将无数庄稼汉的喜怒哀乐吟唱成如泣如诉的信天游；雨从远古飘落，把一片荒原冲成七沟八岔的三十里铺村。‘三十里铺’这首不朽的爱情民歌，在风雨中诞生，在风雨中传唱，在风雨中飞翔。它把女人的情怀唱在锅台、磨道、窗花花纸上，它把男人的梦幻唱在锄头、犁铧、旱烟锅里。它不但是一对男女的爱情史话，它更是一首中华儿女热爱生活、热爱家园、热爱祖国的美好诗篇。”年，绥德县继上世纪70年代末县剧团排演陕北民歌剧《三十里铺》的基础上，再次邀请绥德籍原海*歌舞团副团长、国家一级编导霍向东同志担任总导演，对原剧进行修改提高，参加了陕西省第四届艺术节的演出，上面的文字是修改本“序幕”中笔者撰写的一段主持人的道白。
我是谁，我是你，我是他，我是山峁峁上随风摇曳的山桃花。我是风，我是云，我是满脸沧桑的高原人。我是万古奔流的无定河，我是怆然激越的唢呐声，我是人们心中永远不老的四妹子，我是家门口坐化成狮的老父亲，我是土窑洞袅袅升腾的万代炊烟，我是游子们梦回故乡的千秋恋情。我是所有奋争不屈、执著追梦的*土儿女绥德人……
我的三十里铺在那里，在大雁飞过的蓝天下，在信天游飘荡的群山间；在尘土激扬的腰鼓步里，在伞扇旋舞的九曲阵中；在汉子们叮当的锤錾下，在婆姨人剪出的窗花花上；在奶奶纺线的哼鸣曲中，在爷爷不丢手的旱烟锅里；在出门打工后生们远眺的天际间，在硷畔上望山女子那凝目的云影中……
哦，我的三十里铺，心中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梦中那个风清气爽的佳境，我为你苦，我为你累，我为你陶醉放声吼，我为你常把豪气抖，我为你奋进不停步，我为你歌唱到永久……
年，绥德为了更深层次地弘扬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拟重新打造一台以民歌演唱为主、有别于过去表演形式的文艺节目，准备参加10月份举办的陕西省第七届艺术节和年在陕西举办的中国十一届艺术节。通过考察聘请了北京的艺术大家夏广兴、赵小也为总导演和作曲。这台节目定位为“交响音舞诗画”，名字为“我的三十里铺”。上面的文字是总导演授意笔者写的——交响音舞诗画《我的三十里铺》剧情简介。
刚懂事的时候听到民歌《三十里铺》，仅觉得这个曲调好听。年考进县剧团，两年后团里隆重排练民歌剧《三十里铺》，身为学员除过无比的崇拜扮演“三哥哥”“四妹子”的前辈演员外，对现实中的主人翁故事却并未上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县剧团下乡跑庙会演出，无数次地路过三十里铺村，许多次在“四妹子”现在生活的黑家洼村停留演出，许多次地见过、听过、感受过“四妹子”真人和她的一揽子故事，生出了一肚子五味陈杂、想说又说不清的感触。后来又陪各种采风者和采风团多次近距离观察和听她回答过有关人员很绕的一些家长里短的提问，总觉得无法走近她，无法走进她的内心。
原味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村位于陕西省绥德县城东部，是一座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因距县城30里路而得名。全国有无数以里程为标记的类似村庄，唯有绥德三十里铺村名扬四海。出名的原由是这个普通的山村创作出了一首不普通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好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三哥哥走了回来哩。有什么话儿你对我说，心里不要害急。洗了手来和白面，三哥哥今天上前线。任务就在那定边县，三年二年不得见面。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崖畔上灰塌塌。有心拉上两句知心话，又怕人笑话。”这是当前唱响全国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标准版本。此歌是如何诞生的，说法种种，笔者觉得靠近人物最真实的故事应该是：年，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三十里铺村，有两个青年男女十分相好。男叫郝增喜，在家排行老三，女叫王凤英，在家排行老四。两家是上下硷的邻居，关系处得很好，两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砍柴闹草，村里人按风俗习惯分别叫他们“三儿”“四女”，两家大人出于邻居和睦相处的原因，当着两个孩子的面说到对方时经常亲切地称呼“你三哥”“你四妹”。随着年岁的增长两人的关系更加相好，加之凤英性格活泼，赶集遇会经常抛头露面，这在当时封建思想严重、传统观念坚固的陕北乡村，是一种有损体统的不端行为，引起了人们的非议。郝增喜父母知情后，极力阻止“三儿”再和邻家“四女”来往。年，村里安排郝增喜去当兵，走的那天，凤英站在自家的硷畔上，张目送行，此情景被村里擅长编曲的常永昌看见了，出于什么目的，常永昌无聊时就信口哼唱出了前面几句，后经乱人添油加醋，形成了许多段、许多版本的酸曲。“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到绥德采风，把它整理、改编成后来广为流传的《三十里铺》。上世纪50年代，音乐工作者王方亮将《三十里铺》又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并亲自指挥陕北民歌合唱团公演，引起轰动，渐而驰名华夏大地。
就歌曲本身而言，《三十里铺》是陕北民歌的经典之作，曲优美、词纯朴，歌里的爱情故事动人。令人迷惑不解、悲情伤心的是，歌里唱的真县、真村、真人，却是莫须有的假故事，这假故事生生地捆在了真人身上70多年，让县、村出了名，让许多演唱者出了名获了奖，让许多记者、作者、采风猎奇者写出了大作，让无数听众、观众、读者得到了艺术的享受和美的熏陶或产生过一些联想快感，而所谓的原型人物“四妹子”王凤英、“三哥哥”郝增喜，所承受的心里摧残和精神的折磨，如滚滚的无定河有谁能斗量清楚？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真是有口难辩，跳到*河也无法洗清。
酸味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老农民王富堂讲，民歌是胡编乱唱的，郝增喜从小就订下了娃娃亲。凤英后来也嫁到了郝家洼，他们二人没什么不清不白的地方。书上编的，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凤英也知道郝增喜从小就订了娃娃亲，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拘束，两个孩子从小在一起玩藏猫猫、点，挖窑窑、种豆豆。一起上山挖野菜、闹羊草，你帮我、我护你。一起长大的娃娃，出出进进几乎形影不离，双方的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也不会干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只是过了豆蔻年华，长大懂事了，也就往来少了，不像原来那么亲热罢了。但是，作为凤英本人，当时还没有订亲到郝家洼，就是说还没有对象，在心理上对郝增喜有某种想法，也不是不可能。三哥哥忽然被抽丁当兵远离家门，作为一块玩大的同伴，凤英当时心中有悲苦，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凤英从小长得亲，人见人爱，就是当年的常永昌，也有些“葡萄是酸的”心理。常永昌是周姓大财主开的骡马大店的一名长工，干的是掏粪、垫圈、铡草、喂料、挑水、扫院等粗活、重活、脏活、累活。因为住的邻近，凤英和郝增喜的出出进进，常永昌看的是一清二楚，心里不免产生一种酸酸的、不可名状的醋意和妒忌。
常永昌当年可是个才艺超群的青年。他不光是邻近周边有名的伞头，随口能编能唱，而且嗓音极好，会唱很多民歌。他唱男声洪亮雄壮，唱女声细腻婉转。特别是唱酒曲，见物抒怀，得心应手。常常是晚上住店的商贾旅客们，凑在一起喝酒划拳，就把喂完草料的常永昌叫来，唱上几段，助兴逗乐。不知是寂寞还是无聊，旅客们听烦了旧歌，常要让常永昌唱点新鲜的，他就即兴编唱了《三十里铺》……”
常永昌年去世。郝增喜年去世。王凤英仍生活在距绥德县城十几里路的郝家洼村，现年88岁。
有位哲人说：人都是活在夹缝里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天与地之间，善与恶之间，好与环之间。
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说：许多人喜欢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
民歌《三十里铺》与现实三十里铺之间的差距，以及令人们产生困惑和给“四妹子”“三哥哥”带来的伤害，归根结底是精神与物质、艺术与生活的矛盾造成的。当然常永昌编唱《三十里铺》，出发点是排遣寂寞和无聊，不论承认与否，是他内心情感的一种流露或移迁。《三十里铺》最初是以酸曲的形式传播开的，经乱人添油加醋集体创作的段子如：凤英一十三，日每价往草窑里钻，身铺麦秸头枕砖，挣得一身海昌蓝；棉花地里带芝麻，三哥哥走了没盛法，前半夜来了后半夜走，撂下个四妹妹谁来搂……这些接近色情的荤段子词句，出自何人之手，不会有人承认，可它迎合了人们猎奇、探秘、联想等许多隐晦的心里，却是不争的事实。不错，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勤劳善良的，勤劳善良的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晦、劣俗的欲念和奢求。这是人的本能，是现实中没法获取，移情在想象中满足的艺术产生的规律和真谛。优劣取决于尺度的把控，“高”几分便是陶冶人性情的“艺术”，“低”几分就成了浸蚀人灵魂的“毒品”。常永昌“功”在无意间创造了一首（通过删改）传世的、美好的、艺术的陕北民歌；常永昌“过”在不该把主观臆想的故事在“凤英”的真人身上，又失控地生出了许多*段，坑害了王凤英、郝增喜的一生。
苦味三十里铺
现实太苦，人们迷恋自然；现实太苦，人们向往天国；现实太苦，人们诗书歌舞。常永昌出于排遣无聊和苦闷，为挣脱“有限”的现实生活，寻求“无限”的生命快意，编创出了《三十里铺》，却把本来就苦焦的“四妹子”，推到了苦的极地……
现实中的“四妹子”“三哥哥”，没发生过“爱情”故事，是三十里铺村知情的老年人们公认的事实。可他们二人心里是否暗暗有过爱的萌动，谁能说清。郝增喜活着的时候，笔者曾陪延安的一位文友借故人之托的名份到三十里铺去看望“三哥哥”，实质文友是想从“三哥哥”口里探一点真情实况的。初到时，“三哥哥”上山锄地去了，他的一个性格温和的儿媳接待了我们，她好像清楚我们的真实来意，指着相框里的一位清瘦多皱毫无表情的小老头像说，那就是她的公爹——“三哥哥”。我们试探地问起有关民歌《三十里铺》的一些情况，她毫不避讳地说：她和我们一样，未过门时就听过民歌《三十里铺》和有关的故事、传闻。进了这个门很少听到公公说话，更别说是谈论那个“闲话”了，三十里铺人不唱《三十里铺》，你们想知道什么，找老年人问去。
后半晌的时候郝增喜扛着锄头回来了，文友左一声“老郝”、右一声“老郝”，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了好半天，老郝除过喉咙掌哼出“嗯”“嗷”的应声外，未张口吐一个字。我们毫无收获地离开三十里铺，村头小卖部的门台上坐着几个老汉，我们借故买烟凑过去向老人们探问“三哥哥”“四妹子”的事，他们的回答是：纯粹瞎谝哩，根本没那回事。
“三哥哥”原来的性格是否开朗，后半生在人前不说一句话，直至离开人世，他心里的憋屈有多么深重，只有他自己知道。男子汉的“三哥哥”，因为民歌《三十里铺》，日子过得如此阴沉，那么“四妹子”呢？
“四妹子”19岁嫁到距三十里铺十几路的黑家洼，丈夫黑有才大她四岁，是一位忠厚勤劳的庄稼人，她为黑家生了三男两女，因民歌《三十里铺》多少年她在人前抬不起头，十多年前丈夫病逝，紧接着白血病又夺去了她三儿子黑维林的年轻生命，她的命就如她家四周满山遍洼的苦菜，从根苦到了头。上世纪80年代，笔者多次随县剧团到黑家洼的黑龙庙去演出，每次演出都要在黑家洼住上三至四天。那时候凤英住在中洼的一个低沟圪劳里，演员们在演出的空闲时间，总是结伴去高处的庄稼林或树背后偷看神秘、古怪的“凤英”。为什么要偷看呢，房东告诉我们，若被凤英的子女们看见，会挨骂和挨打的。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偷看凤英的情景和感受：那是一个早晨，假装把腿搁在高畔上的大杏树上练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低沟圪劳里的窑门开了，走出一个不胖不瘦、蓝裤灰半衫的中等个子的婆姨，不紧不慢走到院侧土壁的柴窑，搂了抱柴又不紧不慢走了回去……过了一会，她又端着个黑瓷盆出来倒水，为了看清她的面孔，我吼了一声晋剧介板，她果然仰起头向高畔上痴痴地望了许久。她的面孔依然没有看清，可她木然仰望的神态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相隔十六七年后，我已调到文化馆搞创作，被县剧团返聘回去给学员班当教练，随学员班去黑家洼演出，无意间又看到了凤英的一种不被世人所知的生活状态。黑家洼的庙会是古历的六月十八，庙和戏台在低沟里，演员们住在离戏台一里多路山洼高处的村子里。每晚刹戏后，回到住处都是深夜，有次喝酒拉了会儿话睡时近凌晨两点，走到院外去放尿，看见斜院里孤零零坐着个黑影，头发根感到一阵发紧，慌慌跑回窑说了自己这个惊奇的发现。陪我们喝酒的房东说：那是凤英，几年前低沟圪劳的土窑塌得不能住了，她现在住在学校垴畔上面她三儿子的窑里。唉，老婆儿，避了一辈子事、躲了一辈子人，多少年院门不出、河坡不下，每年村里唱戏这几天，她怕给儿女惹麻烦，白日躲窑里不露面，夜静人睡定了，才坐院里透透气。
多少年来，每每听人说到凤英或谈论起“三十里铺”的故事，我就想起黑家洼房东那夜说过的话，就想起空旷静寂山夜里，凤英翘首望月的枯影……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她是怎么熬过那一个个无尽长夜的，眼泪汪心是种什么滋味？没有人听她说过，她就是浑身长满嘴也未必能说清楚。要活着，她只能默默地承受、承受、承受……
咸味三十里铺
郑东瑞是黑家洼村的媳妇，她还是年县上复排民歌剧《三十里铺》“凤英”的扮演者，曾多次拜访过婆家村的凤英老人，更巧的是她的娘家嫂子任润梅十几年前在黑家洼教了三年学，儿子萌萌就是托凤英老人照管的，每月给凤英老人80元照管费，凤英老人就每天背着萌萌推碾拉磨、喂猪洗衣。她们关系处得和亲生母子一样，现在见面凤英老人首先就问：萌萌好着了吗？
聊起民歌《三十里铺》的“故事”，郑东瑞说她嫂子任润梅可能是世上唯一凤英最知心、无话不拉的人。凤英告诉任润梅：事情都是常永昌瞎编的，她说甚（什么）也没人相信，她就甚也不想说。
还有必要探究民歌《三十里铺》与现实中原型人物故事的真假吗？不错，现实中的“四妹子”，从人样到事迹，远远没有歌中、戏中、电视剧中的“四妹子”俊样光彩和风流伟大。可她把无边无底、无尽无限的苦愁辛酸咽肚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尽到了妻子、母亲、祖母的责任，照看着这个活在民歌《三十里铺》阴影中的家庭，支撑起这个家庭不时就临塌露的天空。她不愧是陕北女人勤劳坚韧的楷模，她和歌中、戏中、电视剧中美丽善良、聪慧坚强、热情爱国的“四妹子”同样崇高伟大、光彩照人。当然，为了清白和名誉，她和她的家人寻写《三十里铺》的作者、演出单位以及主管的*府部门闹过、争过、斗过、吵过，可那绝不是她的过错……
凤英终于活出来了。回黑家洼老家赶庙会的黑飞平、郑东瑞夫妇在戏场里遇到了凤英老人，说88岁的她，身体十分康健。笔者听了心里生出一股无比的崇敬感，真诚地祝愿这位伟大的陕北女人健康长寿。
*土山作砣，称不起“四妹子”心底这份悲壮的厚爱；*河水为尺，难丈量《三十里铺》村这段绵长的故事。它如巨锤，撞响了陕北人生命深处辉煌的交响曲；它如利剪，把绥德儿女的丰碑镌刻在历史的天空。
世间没有永远的悲苦，人生是一段跌宕起伏的路程。只把爱情和真理追寻，曙光就一定会射穿乌云，把灿烂和明媚印在我们的世界，把我们的日月照得通红、通红。
（摘自年8月8日《绥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