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辽代外来文化因素文物有哪些，用学术理论来解释，应该怎么理解？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辽代外来文化因素文物的材质丰富多样，有外来引进的玻璃、和阗玉、琥珀等，有金属、植物遗存等。
玻璃
玻璃是非晶体无机材料，火山喷发后冷却的黑曜石是天然玻璃，而我们所说的古代玻璃是人工制做的玻璃。世界最早的玻璃制造者应为古埃及人，公元前十世纪后古希腊和古罗马成为玻璃技术发展的主要地区。
中国的玻璃制造业比西方晚一千多年，干福熹先生的《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发展》，介绍了中国独特的铅钡玻璃的形成和发展，“而丝绸之路让中国和西方在玻璃技术上的交流和往来是必然存在的”。
中国最早的古玻璃出土于新疆地区，古代玻璃技术就是从西方传入的，当时波斯化的斯基泰人的草原游牧流动性在古玻璃文化和技术上成为传播者。古代丝绸之路带动了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所以古玻璃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而辽代玻璃器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有力的素材。
在唐朝时期世界上盛行伊斯兰教义和文化，也兴起了伊斯兰风格玻璃，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7件精美玻璃器皿经技术手段检测属于钠钙硅酸盐玻璃，是舶来品。
付宁先生对辽代出土的器皿类玻璃在成份检测和造型工艺特征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得出辽代玻璃器应是具有伊斯兰风格的产自埃及、地中海及中亚地区的舶来品，如经过检测的正蓝旗桑根达莱征集的蓝色人面纹小瓶和流口壶，还有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出土的黄色暗花玻璃盘。
辽朝与伊斯兰世界联系非常密切，《辽史》记载了波斯天赞二年(公元92年)与辽通使，“元月辛丑，波斯国来贡”，辽太祖天赞三年(年)“大食国来贡，回鹘霸里遣使来贡”，说明西亚阿拉伯国家已与辽交好。
辽圣宗开泰九年“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太平元年“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可见关系的密切，盛行的伊斯兰玻璃器或为随贡品。
辽圣宗统和二十六年燕京留守耶律隆庆招待北宋使路振就使用了玻璃器具，史料记载“、斝皆颇（玻）理黄金扣器”，这里说的玻璃器具应来自伊斯兰地区。
“国产的玻璃器皿多为艺术观赏品，没有大量生产生活实用器具”，马文宽先生研究的资料表明伊斯兰世界向我国输入的物品有“象牙，胡椒，阿魏，玻璃，青金石等”，辽代与伊斯兰世界国家关系亲密，玻璃器必是交往中的重要物品。
琥珀
琥珀是松树汁植物化石，硬度低、质轻、温润，为“佛教七宝之一”。琥珀与玻璃一样是见证辽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草原丝绸之路繁盛的重要文物素材。北欧波罗的海是世界琥珀的主要产地，许晓东在其研究中指出，琥珀产自北欧波罗地海，西域、波斯或大食国都不是琥珀产区，而是古代琥珀贸易中转站。
琥珀输入辽地路线属于草原丝绸之路交通网，充分说明辽代琥珀材质的外来文化属性，通过草原丝路上“商品互市”和上京所建“回鹘营”等商贸渠道，及史籍记载的“高昌、大食、小食”等国定期遣使进献玉、琥珀、玛瑙器的官方交往，让辽国获取了大量琥珀原料和琥珀产品。
玉石类
“辽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和阗玉、水晶、玛瑙、绿松石等”。和阗玉，主要产自西域和阗得名，于宝东先生在其《辽金元玉器研究》中介绍了和阗玉的形成和原料分类。
辽朝为了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加强贸易往来，必然要扩大统治范围，《辽史》记载天赞三年(公元年）太祖西征“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说明西征后辽朝形式上控制了西域地区，但据《契丹国志》记载，高昌、于阗等国三年一次遣使贡献玉、玛瑙、珠等。
可知西域这些小国家与辽朝的关系最多是“羁縻”关系，而非辽朝管辖范围，和阗玉只产在当时的和田、于阗、高昌一代，所以本文将和阗玉的材料归入“外来”，是出于辽代历史的考量。
辽代玉器出土丰富，仅陈国公主墓出土玉器就达数百件之多，有学者统计，辽代出土玉器至今至少在件以上，而其中绝大部分的材质是和阗玉，印证了草原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的不断交往。
如多伦小王力沟辽墓出土的带摩羯玉组佩。玛瑙、水晶、绿松石在文献中有外国进献的记载，辽代有很多这类材质的外来文化因素文物，如赤峰博物馆藏的玛瑙玉璎珞。
金属类
辽代出土的金属类外来文化因素文物涉及的舶来品不多见，可知的如多伦小王力沟辽墓出土的件铜盆，内饰西亚特点的几何纹饰，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伊斯兰錾花铜盆，内壁錾刻一周联珠纹间隔几何纹，内饰伊斯兰文字。
《契丹国志》记载了外国进贡礼物“金器、铜器、镔铁兵器”，从文献角度佐证了外来金属类材质器物的输入。文献和外来金属类文物印证了辽代对外交往和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其他
《契丹国志》卷二十一记载新罗国、高昌国、大食国、小食国等外国进贡“棉袖、细布、法清酒、脑元茶、藤器物、斜合黑皮、褐黑丝等”，说明了这类物品不断输入辽境，而这类文物受材质难保存影响很少见或不易鉴别，有待发掘补充这类素材。
河北宣化下里八辽代壁画墓M7中出土1件细颈大肚瓷瓶，石灰封口，出土时封闭完好，打开发现有棕红色液体，重约克，经化学分析是葡萄酒。辽宁法库叶茂台早期辽墓中也发现一瓶，内有红色液体，经检测为葡萄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出自西域。
另外河北宣化M7辽墓还出土肉豆蔻遗存、葡萄果实遗存，朝阳北塔也发现肉豆蔻遗存。“肉豆蔻我国不产，产于南亚地区，是辽代进口作为药或香料用”，这些千年遗存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广泛存在。
辽代外来文化因素文物的造形
本文所研究的外来文化因素文物造形主要从其文化背景方面进行探讨，包括文物器型和纹饰的分析。辽代手工业发展迅速，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外来文化与手工业得到很好融合。
《辽史》记载：“统和七年阿萨兰、于阗遣使来贡；统和八年阿萨兰回鹘、于越、女直、达剌干遣使来贡；开泰二年沙州回鹘曹顺遣使来贡；开泰四年、五年于阗、党项来贡；开泰九年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沙州燉煌王曹寿遗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等等。
可见契丹官方与各国频繁的外交往来，史籍载“征商之法，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说明辽代设置榷场，方便西域各国不断来辽贸易，并吸收外来先进工艺技法，丰富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内涵。
关于外来文化因素文物的人物形象可见“胡人”造形，契丹人所称胡人是指西域各族人以及阿拉伯人，辽太祖九代孙耶律楚材称胡人为“碧髯”，也就是无髡发，络腮胡子，袒胸露臂，戴阿拉伯头巾等，这类形象多见于组合文物上。
如陈国公主墓中胡人驯狮琥珀饰、辽上京遗址出土的青玉驯狮像和胡人旋舞铁坠、敖汉胡人骑狮瓷像等。辽代在琥珀、和阗玉等外来材质上刻画的人物形象也很多如朝阳北塔出土的琥珀人物抚琴雕件。
动物造形在辽代出土的文物上单独出现或以形象雕刻画面出现，涉及外来文化因素的有，狮子形象：学术资料认为中国的狮子来自西域，史料记载西域向中国的“贡品”中就有狮子、大象等，“西域尚狮，无论印度还是波斯，狮子被赋予神灵色彩，宗教民俗都加以推崇，是神力和权威的化身”。
狮子只具有观赏性、娱乐性而无生活实用性，多以在文物上单独出现或与人物一起示人，狮子造形还演变出狮纹，双狮纹就是中亚、西亚文化风格，辽代在壁画，绘画，砖雕上也有很多狮子形象，狮子形象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普通动物造形：这类造形多出现在琥珀、和阗玉、玻璃等外来因素材质上，圆雕片雕都有。辽耶律羽之墓出土一件丝织品，上有肩生双翼的奔鹿，“肩生双翼形象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在通辽科尔泌左翼中旗出土一件“人物双狮纹金饰牌”，引起学术界的研讨，经学者研究这种类形是古希腊文化风格，是古代鲜卑与中亚、西亚交流的产物，受此影响辽代相似文物应有古希腊文化的渊源。
结语
总的来说，外来因素文物还有花草造形，其造形多用琥珀、和阗玉、玻璃等外来文化材质以片雕或器物装饰上呈现，主要做陪衬用，佛教因素的莲花造形居多，在唐代莲花还保持着外国的风韵，莲花造形含有东西文化交流的内涵。卷草纹是印度佛教常用植物纹饰，辽代有许多带此纹饰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