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敦煌在上，风光无限
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敦煌都不只是一个地名，也不只是敦煌学，它带有人类精神原乡的气质。在这个牵人梦回的原乡里，壁画的斑斓与大漠的苍茫相映衬，像一个标本，或者一则寓言，包含着生命、自然、人生、历史,乃至未来的全部真相。它并非只是丝路名城、佛教圣地、文化汇聚地和历史的铺排之地，也并非只是一个见证、一簇薪火和一线生机，让在千年中国历史上锈而不死的西北变得瑰丽，它几乎就是宗教、历史、哲学和文化本身，就是诗本身。每个中国人读到这两个字，内心都会升腾起无限的敬畏和感喟。它的绚烂辉煌、破败落寞和重生永恒，都带着巨大的隐喻，一种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隐喻敦煌于我们，其实是耳熟不能详的。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臣服于敦煌，想要探究敦煌，才会产生那么多跟敦煌有关的学问、历史重述、诗、绘画和小说，才会出现一本《文化苦旅》就能激起无数人民族主义情绪的情况，也才会出现一部叫《敦煌本纪》的长篇小说出版不久即迅速被专家和读者认可，进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前十名的情况在中国人的认知世界和情感空间里，一直都无法抗拒敦煌诱惑，也一直都期待能以更简明易懂的方式亲近敦煌。
显然，让敦煌的历史文化落地，或者说，书写一个生动的敦煌，让敦煌活起来、动起来，从历史的*沙中走到现实里来，从庙堂的高远处走到民间日常里来，也是《敦煌本纪》的追求。所以，它才借用《史记》的体例，把敦煌作为文化的帝王来尊崇，为敦煌的功业加上人的尺度。只不过，与帝王将相不同，敦煌并未上演风流终被雨打风吹去的悲剧，或者说，悲剧也不足以评价敦煌。在它的俯瞰下，悲剧都是被怜悯、被普度的对象。因为在西北诗人叶舟看来，敦煌是天，是神，是无处不在的陪伴，是值得终生钟情的缪斯。
所以，他笔下的敦煌人神丛聚、生死相叠。忠勇节义无论被欺瞒盗奸到何其惨烈卑微的程度，依旧会如烈飒罡风一般重临，如皓月般朗照；佛祖供养无论遭受什么样的挫折磨难，依然会如冰蝴蝶一般洁净剔透，如热血般沸腾淋漓。而清末民初的历史无论多么波谲云诡，敦煌之义都能在河西走廊上驰骋血衣高悬只是家族小义遭受的磨难，文化大义的考验在于结社邑义，在于佛教经卷被疯狂盗抢的蛮野中，仍有一群普通少年用自己的方式保存经卷，坚持为河西走廊开一条彩缎和豆蔻之路，让莫高窟、让壁画、让青春和热血供养的信仰、道义，乃至让民族的根脉和元气得以保存。
敦煌赤子
《敦煌本纪》分上下两卷，万字。与所有有史诗性追求的作品一样，它抓住时代巨变的时间节点，以两个家族三代人交叉缠绕的故事，写社会和人伦崩毁重建的过程，写历史淘洗之下，那灰飞烟灭的和屹立不倒的。而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河西走廊，发生在祁连山脉、玉门关外，于是，新旧秩序的交替、新旧观念的裂变和新旧欲望的交织都具有了别样的意味和境界一种迥然于中原地区的气质：以奔马飞鹰般的节奏和木鱼经书般的笃定，直面西北浩瀚的历史文化，既问道荒原，又曲尽人心。
故事从清朝嘉庆年间写起，写索家前后六辈人为义捐出了七颗人头。这七条人命，是挺身而出、是拔刀相助，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他们践行的义，与官、与商、与匪、与盗皆对立，是民间自发的侠义、百姓自己的天道，所以索家积累的声名也是民间的索家宅院被当地人称为义庄，关外三郡、敦煌二十三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了主人公索敞这一代，义庄血性不再。随着世道乱起来，人心也乱起来，声色犬马的欲望也膨胀起来。于是，不仅义庄不义，就连最起码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也不复存在，人伦底线一再被打破，义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
小说开篇即一一例数七颗人头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原》开篇即例数白嘉轩娶了七个老婆。而另一大户乡绅胡恩可不请自来，还主动要斥巨资为义庄在莫高窟开窟供养，也很容易让人想到白嘉轩处心积虑要换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看似岁月静好的沙州城，就这样从细小微妙处耸动起来。一如《*原》上的风卷雪从看似全不相关的婚丧嫁娶开始埋下伏笔一样。
不料，胡恩可许下诺言不久即一病不起，儿子胡梵义开始顶门立户。然而与白嘉轩一心改变白家风水、祈求家门兴旺的追求不同，胡梵义在替父寻医的过程中，卷入了更大的事件他目睹官方邮邑解体，亲见王大人为甘肃哭灵，后来又发现了敦煌经卷被官、兵、匪、外国人等各路人士盗卖，还知道了来世兴堂治病的道士王圆箓（就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反复声讨的王道士）也在设法保全经卷。于是，他和兄弟胡梵同，以及在西域跑马押运的陈小喊、蒋斧（与近代史上和罗振玉交好的著名学者蒋斧同名）、名医孔祥鹤的独生女孔执臣等人一起，结社邑义，为敦煌、为甘肃、为万民开一条联通外部世界的路，后来又以急递铺为幌子，抄写来投递的被盗卖的经卷，然后偷梁换柱，去伪存真。
胡适先生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的时候说，王道士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他和民间的很多人一样，以为经卷烧成灰服下能治病，所以才会出现向民间售卖的情况。历史记载，后来他开始意识到修缮佛窟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将保存完整的经卷作为礼物送给当地官员，以求得官方支持，经卷的价值才慢慢被熟知文物被毁，通常是因为无知。
应该说，对于胡梵义们而言，或者对于《敦煌本纪》这种以民间道义为至高价值观的作品而言，说保护经卷是出于文化的需要显然有过誉之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文物保护条件的成熟和观念的觉醒都有非常艰难的历程。民间和王道士的无知，清末官员的官僚做派，斯坦因等国外探险家的掠夺等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历程。他们更多地是出于民不畏官的本能，出于对腐朽无知的官僚体系的失望，出于保护家乡财产或者祈求佛祖庇佑的开悟。从这一点说，小说的处理符合历史的真实。
于是，敦煌的藏经室就这样在马背上转移，在少年的怀抱里护存。小说不仅写这些少年，在大漠中蹚出路来，一如在荒凉的世间历一番生死一样，胆量是头等的品格；还写他们心中那一份道在天地，也在蝼蚁的匹夫之责；同时，也写佛教信仰带给人的心华开发、慧根大现：
莫高窟丢了佛经，千佛灵岩上丢了文书与卷子，这就等于整个敦煌丢了魂，失了魄，抽掉了主心骨，丧失了精气神。我是敦煌的一个儿子娃娃，吃的是上佛恩赐下的五谷杂粮，喝的是菩萨降下的天堂圣水，如今到了羔羊跪乳、乌鸦反哺的一刻，我岂能袖手旁观，冷暖不知。
整部《敦煌本纪》，以上世纪初帝国大厦将倾的危局，以世道难以收拾、人心难以度量，昔日的道德律法威严扫地为大背景，全力记录这一群敦煌赤子的匡危扶倾，记录他们自发的家国担当，记录他们直面与民族危亡同等重要的文化之危亡的全过程。这样的记录，仿佛一场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悲歌慷慨、血泪交织自是难免，但也多少对陈寅恪先生说的：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苍凉，对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等后辈学人的赤诚，对当下缺乏正信和正念的精神取向，给予了一丝温暖的、充满了浪漫情怀的体恤和慰藉。一般认为，只有士这个阶层才有文化觉悟和文化担当，《敦煌本纪》也写到了许岩楷等士，同时也把这种觉悟扩展到了民间。
民间重现和新历史主义
民间这个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学界和文学界经常出现。历史学界出现的，与官方修史相对照的民间历史和个人史的研究和写作立场，文学界出现的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都有民间再发现和再认识的功能。如今看来，对史传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学而言，历史观念的思想解放影响深远。它和西方现代派小说、拉美爆炸文学带来的技法解放一起，打造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崭新面貌。不仅结出了《*原》《尘埃落定》《活着》《古船》等一批文学硕果，而且打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长篇小说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深刻影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和《*原》一样，《敦煌本纪》也有挽歌的气质。只不过，《*原》的挽歌是献给被革命摧毁的传统乡村秩序的，而《敦煌本纪》的则在哀悼以文和事佬协会和武和事佬协会为象征的乡贤治村秩序之外，增加了为民族血脉里的血性青春哀挽的成分。另外，《*原》因为扎根*土地而带有扎实厚重、稳健朴拙的中年气质，而《敦煌本纪》则因为身处塞外，在大漠流沙中奔徙，难以褪去青春少年的蛮勇。
相对而言，小说是中年气质的，它与生活贴得更紧，对人性探测更深，它暗流涌动，小径交叉；而诗是少年气质的，它灵动飘浮，激情难耐，是非分明，喜怒形于色，忠奸判于行，它寄志、言情、知心。对《敦煌本纪》而言，虽有了小说的规模和形制，但精神气质还是诗的，既可以看作敦煌赤子叶舟为敦煌奉上的一首叙事长诗，也可以看作他端出了肝胆肺腑，端出了之前创作中积累的全部经验，为敦煌做的一份文化供养。从这个角度说，《敦煌本纪》又与《尘埃落定》有了某些相通之处。
在《尘埃落定》里，阿来以诗性的笔调书写了土司制度的瓦解，书写了历史暴风扬起的权力更迭、人世变换和人性纠葛的尘埃。在这些尘埃底部盛开的罂粟花，是跟经济、文化和种族有关系的妖艳的诱惑，是动摇旧世界根基的利器。在阿来建构的秩序里，是官和奴、中央*权和地方*权、掌权者和继任者的矛盾对立；是佛与俗的分歧；是人在新旧世界的冲突中又保守又开明的选择。
而在《敦煌本纪》里，诗性弥漫和佛教浸润下的西域价值观随处可见，也是文本最显著的气质。同时，罂粟也充当了撼动敦煌侠义的利器，因为它，义庄的管家、曾经的麦客丁荣猫处心积虑；因为它，汤世瓶带着俄国女人千里奔袭。经卷之劫在明处，罂粟之殇在暗处，考验着敦煌三代人。而所有的考验，都是以清*府瓦解、*阀混战和民国*府成立为大背景的。虽地处边陲，但敦煌与中原、与北京、上海等这些大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联系大多是官带来的，比如民国*府的敦煌县长李肖鹏拐带俄国女人，不辞而别回上海等等。民间不及处，官场生发之，没有官，何来民？没有官缺位，也不会有民补位。尽管《敦煌本纪》写到官的篇幅极其有限，但却是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文本空间和多元价值扩容，更完整地建构敦煌的社会生态实际上，从张骞通西域开始到解放前，敦煌从未远离官的视野，只不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