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莲（——）黑龙江哈尔滨人，女，汉族。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此文。
金朝开国史研究，广义地讲,起于建立金朝女真族群源流的探索,止于海陵迁都燕京,确立中央集权及南征失败，主要研究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到酋邦到国家的演进历史。研究女真人从氏族部落、酋邦“嫁接”到国家社会的历史过程，揭示北族*权进入国家形态的途径及其特殊性；探索民族独立建立的*权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王朝寿命修短的内在关系；北族（指契丹、女真、蒙古等）跃进式*权内后进残余因素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社会潜在的影响，客观评价北族*权的历史地位。
一、金朝开国史“本体”的回归金朝开国史“本体”永远消失在另一个时空之中，“本体”是唯一的，不可复制，不可回溯，但历史的客观性又决定它是可以认识的，无限接近地认识。在这里，关于金朝开国史“本体”的研究仅仅是目标的设定，努力回归的方向，通过研究历史的过程，包括历史创造者及其活动环境，旨在描述金朝开国史的特殊性。
金朝开国史与中原王朝开国史相比具有特殊性。首先是女真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跨越，女真族群是金朝开国史的创造者，在经济生活上，过着渔猎采集兼有粗放农耕生活；社会组织处于氏族部落的自然的无*府状态。金朝建立之初，女真人以维护“旧俗”为主，吸收辽宋文化为辅，以金源内地为中心，缓慢地向前发展。但由于平等平权的勃极烈官制与专制皇帝、皇权不相容，引发了皇帝与女真贵族、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勃极烈官制虽然在争权斗争中消解，但皇权并未得到增长，相反，深陷于“泥淖”之中。贵族争权导致鲜能寡智的太祖嫡孙完颜亶登上皇位，熙宗皇帝本身无能，再加上女真人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皇权，金朝皇权的危机实际上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危机。困厄社会发展的障碍一是未走出氏族社会的女真人，二是使女真人保持氏族社会习俗的社会环境。海陵杀君夺位后，一是屠杀影响、潜在影响皇权稳固的女真宗族；二是迁都，让与大金*权关系最近的女真人摆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环境，尽快走出氏族社会的“旧俗”，通过空间的转换实现时间的跨越，快速进入国家社会。
其次，女真人跨越发展是很复杂的历史过程。社会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大趋势，正常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相互适应的过程，人在适应中发展，在发展中适应，对社会的发展很少抵触，但女真社会的跨越发展则不同，跨越式地发展给女真人带来的是剧烈振动，更多的体会是失去与痛苦，甚至是血腥。《金史》记载：“太祖即位后，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辅后，始正君臣之礼焉。”臣下向皇帝行跪拜礼是君臣社会正常的礼仪，但在阿骨打与撒改之间就变得不正常了，阿骨打为撒改的跪拜而流泪，他们为失去当年不分你我的兄弟情分而痛苦，留恋“旧俗”，欣欣然于无尊卑、无贵贱的氏族社会。阿骨打与撒改的心理是女真人的共同心理，女真人不愿意承认尊卑等级的存在，或者无意识地践踏、冒犯皇权的威严。海陵嫡母徒单氏对久跪为之庆生的海陵生母大氏失礼，她和公主们只顾说话，无视当朝太后的存在，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皇权的威严。徒单氏与海陵弑君集团的忽土常常“窃窃私语”，在女真“旧俗”中很正常，无可非议，但在皇权*治中，忽土已经是“贰臣”，徒单氏也冒犯了皇权。海陵南征，徒单氏再出来阻谏，他已经把自己置于皇权的对立面了。很多因无视皇权的存在、无意识地站在皇权对立面的女真人被屠杀，社会跨越发展的实现使女真人不可避免地陷于血腥灾难。
再次，偶发事件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阿骨打所领导的女真人反辽的斗争顺应女真诸部反抗辽朝压迫、摆脱契丹人统治的需要，从被动反击到主动出击，斗争规模不断扩大，目标不断提高。与北宋缔结“海上之盟”，鼓励阿骨打拒绝“册封”，走向灭亡辽朝之路；渤海文士杨朴劝阿骨打称皇帝，酋长的头上戴上皇冠，虽说仅仅是形式，名实不符，但正是这徒有虚名的皇权引发了女真社会的变革；“海上之盟”引诱女真人进入燕云地区，占据燕云地区的女真人又开启灭亡北宋的大门。凡此种种。究其原因，金朝初年*权的本质是酋邦，或称之为高级部落联盟。这样的社会是英雄造时势，不具备造就英雄的时势，不具备左右*局的社会群体。社会发展的方向取决于首脑阶层，只要影响到首脑人物，事态就可能转向。
其四，女真社会发展处于悖论之中。阿骨打用辽宋文化充实金源内地，努力发展女真民族文化，但到头来，中原文化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女真文化，民族独立消解在民族融合之中。这是历史大环境所决定的，在中原文化、文明存在的前提下，尚未成熟的女真“民族”及其文化没有抗拒中原文化的能力，民族文化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女真人及其文化融入中原社会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给予女真人的大环境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人为的活动又加剧历史悖反的反动性。阿骨打一面称皇帝，一面守护女真“旧俗”，其弟乌乞买以谙班勃极烈继承皇位，新旧制度杂糅，酿成太宗末年撒改子宗翰、太祖子宗干、太宗子宗磐三人争立谙班勃极烈的局面，三人争立导致无能的熙宗完颜亶当上皇帝。金朝变革时代需要一个能造就时势的英雄首领，熙宗不能成为英雄，只能把金朝推向崩溃的边缘。社会现实迫切需要拯救，海陵为拯救危局，弑君夺位，却背上谋逆的罪名。为巩固皇位，不得不杀掉威胁皇位的宗室贵戚，海陵又成了暴君。迁都燕京，号令天下，本是积极的举措，为新官制的实施、运行辟开空间，推进国家秩序的建立，但随之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又出现新的问题，他们不适应中原的生产、生活环境，为贼为盗。正隆年间，盗贼蜂起，多半是猛安谋克所为。为了根本解决猛安谋克问题，海陵准备伐宋，迫不及待地再修汴京，拒绝阻挠南征的谏言，甚至杀戮进谏者。海陵兵迫长江，伐宋战争处于关键时刻，完颜乌禄（金世宗）在东京辽阳称帝，海陵南征夭折，改革猛安谋克的计划中断。
海陵推动金朝由酋邦向国家转化，但南征夭折，女真氏族组织猛安谋克遗留在国家*权组织内，金朝开国最终确立的是半国家、半酋邦的*权组织。金世宗以女真人特权利益的守护者自居，他认为只有女真人能真心维护他的*权，进入中都燕京的第二个月，即降诏“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安抚讨好女真人的用意很明显，大定十一年，设女真进士科，意在藉此恢复被海陵打击殆尽的女真贵族势力。维护猛安谋克的特权利益必然要剥夺汉人的利益，女真进士的优先特权必然排挤汉族士人，女真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家*”在大定朝发展到极致，《金史》记载：世宗讨好徒单克宁，施以小恩小惠，“‘朕欲尽徙卿宗族在山东者居之近地，卿族多，官田少，无以尽给之。’乃选其最亲者徙之。”世宗把君臣关系维系在血缘关系中，以家*代替国*，大金国的颓势始于半国家、半酋邦的*权组织中。
二、金朝开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学术研究提高了金朝历史的地位，使其列居“正史”之席。诸多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但成就中也潜隐着诸多不足。其一，把金朝历史无区别地纳入“正史”的研究框架，开国阶段女真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被忽略，历史研究常常停滞在表象层面。其二，以《金史》为例，金朝开国时期历史资料文本形成的复杂性成为正确解读历史的障碍。其三，史学批评空泛，难以切中要害。
（一）研究“正史”的思路与误区
元朝并修《宋史》、《辽史》、《金史》，但辽金“非正史”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华夷正闰观”遏制辽金历史进入“正史”之列。上个世纪80年代，金史被推入“正史”之列，学术研究随之出现一个大转机。研究金史建树颇丰的张博泉先生强调“金朝和其他王朝一样，都有其发展的全过程，在金朝统治的期间，毫无疑义的，也曾经过了恢复、发展的阶段。”金朝历史在王朝“正史”研究框架内“繁荣”一时，出现一批关于金朝历史方面的论著，张博泉先生著有《金史简编》、《金代经济史略》、《金史论稿》第1、2卷。宋德金著有《金代的社会生活》，何俊哲等著有《金朝史》，程妮娜著有《金代*治制度研究》，王德朋著有《金代汉族士人研究》，兰婷著有《金代教育研究》，等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金朝历史研究呈现“沉寂”的趋向。
学术研究“沉寂”的主要表现，一是学术成果减少，研究队伍星散，原来研究金史的学者多转向其他研究方向；二是固有的问题长期搁置，难以解决，“推磨式”地重复前人的研究路径与问题；三是很少有新的问题提出来，即使有新问题提出，也多是曲高寡合，和者寥寥。年，刘浦江先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质疑金朝开国历史的真伪问题，十年后之后才有回应者。金史研究的“繁荣”不能持续的原因多归咎于历史资料匮乏，其实，资料匮乏仅是原因之一，且不是主要原因。
金史研究能否持续在于金朝的历史地位与金朝史研究的学术地位的确定，将金朝历史无差别地置于“正史”之列不是金朝应有的历史地位，也不能正确确立金朝历史研究的学术地位。在中原王朝“正史”的框架内研究金朝历史，多拼缀、堆砌历史资料，或者说是“述而不作”。无视金朝历史的特殊性，也就认识不到金代*治、经济、教育的特殊性，更认识不到汉族文士在金朝的核心问题是对“道统”的坚守与背离问题。强调与“正史”的同一性羁绊了研究者的思路，把本来极具北方民族特色的部落首领的称谓同一到根本不存在中央*体下。过分强调金朝历史的“正史”地位，强调与中原王朝历史的同一性，忽略了金朝历史的差别性、特殊性研究，把内容丰富的客观历史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婢女”，一些主观阐释金朝历史的论著不能给予研究者自身、研究群体提供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打开深入研究的思路，金朝历史研究在所谓“正史”的框架内失去了可持续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金史研究的“繁荣”是一种假象。刘浦江先生拿我国上个世纪80——90年代辽金史研究的水平与战前日本学者的研究相比较，他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把日本学者的研究作为参照，比照自己的不足是史学批评的自觉，是学术研究进步的表现，李锡厚先生赞同这一点，但他不同意“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过战前日本人所曾达到的‘高度’”。二者分歧在学术研究出发点与学术研究水平是否有关系的问题上。
日本学者带着*治用意研究辽金历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无法超越“当代”的制约是必然的，“当代”能使之兴，亦能使之衰。诚如三上次男先生所言：“东北亚古代、中世纪历史及社会的研究，直到太平洋战争时期，仍如日本的家学一般，十分盛行。但是战争一失败，它就销声匿迹了。……原来以满洲(中国的东北地方)、朝鲜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部内蒙古及东西伯利亚这一地域的历史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对该地域的*治、经济统治为基础的。由于战争的失败，基础已被连根铲除，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就随之而消失。”为侵略服务的学术研究结束了，为反侵略服务的学术研究也应该结束。仅就学术而言，为侵略服务与为反侵略服务的学术研究均是缺少理性情况下的行为，这样的学术研究同样没有生命力，学术研究回归理性才有“春天”。
二战前日本学者研究东北亚史的出发点始于*国主义的御用，不可置否。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对学术研究有影响是存在的，但不是学术水平“高度”的决定因素。刘浦江先生认为：“日本学者满蒙史研究中的*治导向与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是两个问题，似不宜混为一谈。”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问题本身的研究是有联系的两件事，正确认识二者的方法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中认识二者的联系，有联系则谈联系，不应该先验地下结论，更不应该定性为“完全是为侵略者张目的伪科学”。二战前部分日本学者作为侵略者的帮凶研究东北史地，学术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学术成果，自不待言，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学术成果，而且，盯着别人“缺点”本身就是缺点，也不利于认识自己的缺点。
日本学者研究金史的学术水平的“高度”是存在的，其中有因“御用”而产生动力的原因，促成人力、物力的投入，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巧合，即日本学者把东北区域发生的辽金历史的研究与中国王朝史相分离，客观地突出了辽金历史的特殊性，符合历史固有的真实，无意识地克服了中国学者研究辽金史的盲点。关于辽朝开国史的特殊性，李锡厚先生的研究已经有所揭露，他说：“他（阿保机）原来是要用中原皇帝的封册来抵制契丹族传统的世选，但与他同样具有当选资格的兄弟们不服，其弟剌葛等自公元年发动叛乱，一直持续了三年多，才告平息。此后阿保机的地位虽得以巩固，但那时的契丹仍不过是一个强大的部族联盟。”也就是说，阿保机作为皇帝（年称帝）统治的是以契丹人为首的部落联盟，阿保机在本质上就是个联盟酋长，他距离中原王朝的皇帝、皇权很远。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契丹*权向国家转化的道路及其国家的文明程度是中国学者忽略的问题，就辽金历史特殊性问题而言，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确实未达到战前日本学者的“高度”。
历史的同一性寓于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充分研究历史的差别性、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确立金朝的历史地位与金朝历史研究的学术地位。金朝历史研究从被排斥在“正史”之外，到不讲差别地纳入“正史”体系，经历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变化。金朝历史很特殊，经历了“非正史”到“正史”的转变，即从“夷狄”到“华夏”的转变，否定他曾为“夷狄”与否认他为“华夏”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是否认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历史的发展。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处于地理位置的边缘、文化的边缘以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后进性决定他们所建立的金朝与中原王朝不一样，是用“夷狄”还是用“北族”界定金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承认二者的差异。同样，女真人进入中原，沐中原之风，习华夏之俗，女真人变了，金朝也变了，变成了女真人与汉族等多民族的*权，女真人与金朝走近华夏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历史存在，必须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女真猛安谋克户进入中原，既不是女真氏族社会的寓兵于民的组织，也不是中原王朝的编户，表现的是金朝历史的特殊性。同样，金初采用三省制，到海陵时省并为一省制，一省制是金朝需要的官制，反映金朝*治制度特殊性的一斑。
金朝历史变化的过程是特殊的，变化的结果也是特殊的，发生变化的金朝介于“夷狄”与“华夏”之间，不同于“夷狄”，不同于“华夏”，属于第三种类型。金朝开国正是这“第三种类型”形成的过程，其特殊性逐渐为学者所认识。以第三种类型为基点研究金朝开国史克服了“正史”的误区，还原了金朝历史“本体”应有的地位。
（二）金朝开国时期历史资料文本形成的复杂性——以《金史》为中心
金朝开国历史“本体”的特殊性影响到历史资料文本的形成，仅以《金史》为例，涉及金朝开国历史的记载主要有《本纪第一·世纪》、《本纪第二·太祖本纪》、《本纪第三·太宗本纪》、《本纪第四·熙宗本纪》和《本纪第五·海陵本纪》等。《金史》前五本纪的形成有传说转为历史载记的问题，有从女真语转译为汉语、转写为汉字的问题，有因*治需要刻意褒贬的问题，还有历史载记者与金朝开国历史“本体”存在相当距离的问题等，这些因素影响到历史资料文本的形成，影响到金朝开国历史的书写与研究。
第一，《金史》记载的“传说”问题。诚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记载生女真完颜部初期历史情况的资料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是一种追记性质的历史纪录。”“追记”的过程《金史》记载得比较清楚，“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命完颜勖与耶律迪越筹备修自始祖以下十帝实录，是为三卷《祖宗实录》，皇统二年（）修成。八年（），完颜勖等又修成《太祖实录》。修《金史》的史官主要利用这些“追记”的“实录”再追述生女真完颜部初期的历史而形成《世纪》和《太祖本纪》。追记的历史记录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越久远的“追记”，传说的色彩越浓重；二是刻意地篡改历史，所谓的“始祖以下十帝”，原本都是草莽间的部落酋长，在《金史》中都被打扮成“称孤道寡”的帝王。“追记”中有历史的影子，但“追记”本身与历史不相符的可能性很大，影响金朝开国史的研究。
第二，女真语言转译、转写问题。由“传说”形成的历史记载，经历了民族语言的转译、转写的过程。女真族群语言译写为汉字存在音译与意译的问题。女真族群之间语言存在差异，发音也存在差异。《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兀室（完颜希尹）奸滑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国，国人号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显然，国人之语与女真语是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巫妪”是音译，很多人因汉字的惯性思维，把“巫妪”理解为巫婆、女巫。其实，这是中原载籍者对女真语近似[uyu]的读音的汉字译写，是音译，因汉字的含义产生了令人误解的问题。施世杰在《元秘史山川地名考》自叙中总结《元秘史》存在的地名问题列举的四个难点：其中“至于音有短长，字分多寡。土兀刺原为土剌，阿勒台又属按台；……语苟昧夫急言缓言，字每眩于二合三合，难读者三。”民族语言之间的音转，再加上“急言缓言”的省音，译写文字的不同等因素，使民族史中涉及的地名、人名颇难还原。“巫妪”与“奥云”音近，在突厥语的民族中，巫者可称“萨满”，亦称“奥云”。“珊蛮”与“巫妪”并存于女真社会，可能来自不同的族群。
民族语言被译注为汉字，或是近似读音的译写，或是不同文字的异写，造成同一事物被异写成不同的汉字，诸如《金史》记载的地名直屋铠水、帅水、率河、舍很水等被视作不同的地方，但从历史的内在联系看，它们是同一条水。
据载：
“世祖既没，肃宗袭节度使。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招纳亡命，杜绝往来者。……康宗自阿邻冈乘舟至于帅水，舍舟沿帅水而进。使太祖从东路取麻产家属，尽获之。”
“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帅水隈鸦村唐括部人。”
“唐括德温，本名阿里，上京（路）率河人也。曾祖石古，从太祖平腊醅麻产，领谋克。”
直屋铠水、帅水、率河是同一条水，音与今双阳河近，在今双阳县境内。“女真语原作‘刷烟’，或译作‘苏瓦烟’、‘刷（占见）’、‘苏完’，汉语为‘*色’之意。”双阳河是饮马河（移里闵和）支流，饮马河又是伊通河的支流。伊通河上有邑屯村，“后（景祖昭肃皇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刃相向……”桓赧、散达家与帅水很近。后来桓赧、散达与完颜部相争，“世祖乃以偏师涉舍很水，经贴割水，覆桓赧、散达之家。”舍很水与帅水、直屋铠水、率河是同一水被译写成不同的汉字。“传说”本来就已经偏离历史本体很多，再加上女真人用女真语讲述“传说”，经过译言通事翻译，再转写成汉字记录，历史被篡改的成分给研究金朝开国史带来障碍。
第三，文化隔阂问题。亲历者的历史记载也存在问题，即辽宋文士与女真社会文化习俗的隔膜也影响他们对历史的认识与记载。阿骨打率*攻入燕京,“燕人乃备仪物以迎之，其始至于燕之大内也。阿骨打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在辽宋文士的眼里，“*盖”是至尊的象征，标志的是皇权至上的等第，阿骨打的行为令中原人不解，不能理解阿骨打为什么要把这个象征着至尊地位的“*盖”与他人共享。此记载虽出于《三朝北盟会编》，但仍能说明这是文士们的共识，只是这样表明态度的事不便载于实录，不会出现在《金史》中。从《金史》零星记载也流露出载记者对女真社会的不理解，皇统六年（）正月壬辰，熙宗“如春水。帝从禽，导骑误入大泽中，帝马陷，因步出，亦不罪导者。”“不罪导者”，日本学者外山*治认为这是俨然汉人天子的“恤民精神”。如果此事发生在礼制健全的王朝，确实是天子“恤民”之举，但女真社会本无贵贱、无尊卑，“羽卫从臣”不懂礼，熙宗皇帝也不懂礼。翰林待制兼右谏议大夫程寀上言：“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窃惟古天子出入警跸，清道而行。”文士对女真社会的认识与期望距离现实社会很远，反映在历史记载上常常是“以己度物”，以中原文化视野看女真社会，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美化、拔高女真社会的发展水平，造成历史记载失真。
第四，因*治争斗影响熙宗、海陵实录的修撰，导致依实录而修的《金史·熙宗本纪》、《金史·海陵本纪》“失真”。熙宗、海陵实录均修于世宗朝，世宗为了抬高自己而诋毁海陵，正如修撰《金史》者所感慨：“不有废者，其何以兴！”《海陵实录》中的龌龊已为时人贾益谦所斥：“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世宗皇帝控制《海陵实录》修撰的同时，还利用《熙宗实录》的修撰，美化熙宗，诋毁海陵弑杀熙宗的合理性。《金史》记载：世宗欲修《熙宗实录》，拟令曾为熙宗侍从的完颜思敬领衔，被思敬回绝了。思敬说：“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思敬所言当是世宗为修《熙宗实录》而定的调子，尽量把熙宗打扮成“好皇帝”，掩盖熙宗乱*及其所造成金朝的危亡，以此否定海陵弑君对金朝的匡救之功，陷海陵于大逆不道的境地。
金朝开国阶段历史资料文本形成的过程复杂给历史研究带来诸多问题。其一，历史研究者借助历史资料中介接近历史本体，以被扭曲的历史资料为中介，不但不能接近历史本体，甚至南辕北辙；其二，搁置问题。诸如女真建国前的重要官职“国相”，传说中，“国相之称不知始何时”，“不知其所从来”。与“国相”相关的历史模糊不清；其三，历史研究停滞在表象，熙宗被导骑导入大泽中，“不罪导者”不是“恤民”，是君臣还没有尊卑等级观念。其四，历史真相被掩盖。从《金史》中看不出海陵弑杀熙宗的合理性。
（三）史学批评的缺失与问题
史学批评被圈在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内，背离了史学批评的实践性原则。研究史学理论、史学批评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