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内外贸易与乡村经济
于新娟
年上海开埠以后，很快成为内外贸易的枢纽。外洋货物输往内地，内地货物输出海外或运往沿海各埠，都以上海为转运中心，上海国内外商品贸易量迅速扩大，至19世纪50年代上海进出口贸易货值已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经贸的中心。
二、消费品需求及结构变化对乡村农业结构的影响
（二）消费品结构变化对农业结构的影响
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人口聚集，消费品的市场需求量剧增，沪郊及紧临上海的江浙地区农业生产经营随之规模扩大，同时上海人口成分的繁杂性，对消费品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定居在上海的众多外籍人员，活跃在工商金融等领域的买办、资本家、绅商等，以及在各行业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各类职员，有着相对较高的消费能力；还有许多华人或留学海外，或在外资企业就职，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消费习惯易于效仿欧美，因此近代上海消费品结构表现出与以往明显不同的特点，即在以谷物为主的前提下，蔬菜水果、牛乳品、水产品以及肉食品的需求量明显增大。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选择何种经营，受制于获取价值的多少，在追求高价值的原则下一些产业得到兴起或发展，从业人口增多，产值扩大，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突出，从而引发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蔬菜种植业、林果业、乳牛业和乡村水产养殖业等，随着消费品结构的变化而新兴或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近代以来上海近郊经济发展中蔬菜种植业的地位日益凸显，尤其在苏州河两岸靠近租界地蔬菜种植已凌驾于棉稻麦豆之上，成为影响地方经济和百姓生计的主要产业
近代上海人口急剧增长，对农副产品的需求随之增加。作为主食的粮食因易于储存和运输，可以通过跨地区长距离的输送予以补给，而蔬菜副食品的储存和运输远没有粮食那样便利，近距离的供给显得尤为重要。闸北、沪南、彭浦和法华等上海近郊，因交通便利，人口稠密，蔬菜种植获利巨大。以沪南区为例，同品质的土地种植蔬菜的收益是种植其他作物的若干倍。参见表31：
表31显示，在土地品质相同条件下，种植蔬菜与种植粮食和饲料收益差距十分显著。种植蔬菜的收益是种植粮食收益的10-15倍，是种植饲料收益的10-12倍。蔬菜种植带来的高收益吸引大批农民放弃棉稻改种蔬菜。年沪南区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还显示，大多数农民家庭拥有土地不及5亩，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民选择种植蔬菜的意愿更加强烈。关于农民土地拥有情况，详见表32：
表32显示，上海沪南区农民家庭拥有土地不及5亩者达到余户，占总户数一半以上，与拥有5-10亩土地的家庭合计占总数的78％。在土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种植市场需求旺盛、收益高的蔬菜是大多数农民的理性选择。沪南区土地总面积余亩，而蔬菜种植面积约余亩，占土地总数的53.3％。蔬菜种植已成为沪南区农民主要的产业，正如年该区调查结果显示，“本区农民，皆为菜农”。
《农报》
随着上海市场“对蔬菜需求与日俱增，*浦江、吴淞江、蒲汇塘沿岸城市大片良田、棉田改种蔬菜，成为适宜种植蔬菜的‘园地’”。关于各区农业生产结构情况参见表33：
表33显示，与上海市区犬牙交错的近郊农村，已普遍种植蔬菜，上海市蔬菜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叶，县郊（即沪郊）就有少数农民在苏州河两岸种植蔬菜、西甜瓜等到十六铺一带叫卖”，年“北新泾镇有了蔬菜地货行以后，苏州河两岸蔬菜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到亩”，年“新泾港两岸部分粮田改种蔬菜，菜地面积扩大到亩”。沪郊蔬菜种植业不仅面积在扩大，蔬菜的种类也异常丰富，根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乾隆年间上海蔬菜有46种，近代开埠以后由于新的蔬菜品种的引进，年“浦东一带引种欧洲花菜，后又引进土豆、朝鲜蓟”。随着大量外侨和国内其他省份人口移民上海，“为适应不同口味，新品种引进更多”，如番茄、卷心菜、胡萝卜、刀豆、辣椒等，年蔬菜品种增加到76种。
蔬菜种植业在农业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不仅表现在种植面积、产量的明显扩大和种类的更加丰富，还体现在行业自身发展的日趋完善。与蔬菜种植业发展相配套的商贸发展紧随其后，形成产销一体的蔬菜业体系，进一步推动了种植业的发展。年上海大东门南油车街出现了专门经营蔬菜的地货行，进入20世纪因上海人口猛增，对蔬菜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乍浦路、老闸桥、新闸桥以及沪西曹家渡一带，先后开设了不少以经营蔬菜为主的地货行”，租界的菜场日益增多，“市郊蔬菜生产专业户的萌生，菜贩向四郊购菜的日多，在市郊接壤地带，如北新泾、真如、大场、江湾、漕河泾、吴淞，以及浦东的洋泾、塘桥、周家渡、杨思、高桥等地区也开设了不少蔬菜地货行”，年“全市有蔬菜地货行58家”，年“增至家”，不仅经营沪郊菜，也经营江浙贩运而来的客菜，一个经营沪郊和江浙蔬菜的商业链条已经形成。
蔬菜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蔬菜栽培技术的改进。20世纪初沪郊“曾用油纸棚进行果菜类育苗”，后又有私营农场或菜农引进国外近代保护设施从事果菜类育苗。蔬菜害虫的防治也引起有关部门和行业的高度